14.德里达解构柏拉图的“药”：药与书写的关系

对于柏拉图：越是拒绝和否定写作，写作越是起着作用，德里达就是越来越强调书写的重要性，以及phamakon的不断移动。
1，对于柏拉图：只是需要苏格拉底的对话就可以了，活生生在场的声音的倾听就可以了，但是还是有着写作，要么是柏拉图自己第二封信所言的年轻化而美丽的苏格拉底的著作，要么是《斐德罗》中的诱惑——吕西亚斯修辞文章的诱惑，如同那个phamacia的泉妖，对于斐德罗而言，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是与泉妖的危险游戏，使之放弃对修辞学的盲目崇拜。但是对于德里达：苏格拉底的离开城邦，来到外面，成为陌生人，恰好是受到修辞写作的诱惑的，他自己也被诱惑了，书写是这个对话的导引，哪怕是危险的毒药（pharmakon）。在文码学上是能指服从所指的意义，是以写作来颠覆声音。
2，不需要写作，那是心灵在活生生的彼此激发的对话和记忆的唤醒中的“好的书写”：退了一步，还是需要书写的，只不过是心灵书写，不同于外在的提醒的书写，如同《斐德罗》篇中埃及神话的文字发明者需要国王的授权，以及苏格拉底的指责外在的书写。苏格拉底本人作为巫师（pharmakeus）即是一次次诱导年轻人的内在灵魂的转向和对话，是在他们心上的一次次刻写，是真正的良药，对于雅典城邦也是如此，但是，苏格拉底本人还是被指控为毒害青年，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就是如此，这个巫师既是良药也是毒药（pharmakon）！如果苏格拉底的不写作，只是口头的申辩导致辩护的不彻底，那么柏拉图的再次书写《申辩篇》即是让苏格拉底再次在书写中发言！因此再次的书写恰好是最好的辩护，对雅典人的警醒！因而需要书写。对于德里达：很简单，柏拉图不得不承认书写，虽然他试图区分开好的和坏的书写，但是，毕竟还是有了书写，而且书写双重化了，此外，有着好的和坏的书写吗？既然logos只是儿子，需要不可见的至善的父亲的支持，这个不可见的可见的作为代表的儿子如何具有绝对的相像性？这里开始设计模仿问题。——在文码学上是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如同在写作之内讨论问题，不再是声音与书写之间的对立。
3，对于柏拉图：还是不需要写作，苏格拉底成为了替罪羊pharmakos，这是哲学家的命运，哲学家就是要把毒药（pharmakon）转变为良药（pharmakon），如同《斐多篇》中苏格拉底饮毒药而死，哲学家是要死去的，其实哲学就是自杀或者烦忧死亡，如同斐多篇对话开始讨论的，就是让身体死去，是对死亡的克服，向死而在，让灵魂回到生前的纯净，因此毒药反而是好的！但是，《斐多》是书写，柏拉图自己也病了，他自己当时并不在场，因而需要写作的替补，此外，苏格拉底本人并不生育，他的心灵的对话式书写只是助产婆，一个外在增补的中介，不是父亲和儿子！通过书写这次苏格拉底临死之前的对话本身来克服死亡的恐惧！因而还是需要书写。对于德里达：在《斐多》中，如果柏拉图自己病了！他并不在场，他无法回忆！如果依赖其它的人的几重转述的回忆显然更加不可靠，他一方面已经承认了自身记录书写的不可靠，但是却又是苏格拉底作为替罪羊死去的辉煌记载——让门徒们不害怕死亡，自己饮下毒鸩而死，对灵魂不朽的证明其实并没有完成，因而这是高贵的谎言。柏拉图还是必须写作，写作这个毒酒的好作用，承认毒酒的双重作用：一方面遗忘抹去了身体，使之麻木，毒药作为外在的药是不必要的，但是还是需要；另一方面，却是这个毒酒毒死了苏格拉底，毕竟他还是死去了，这并不是谎言，灵魂不死的论证并没有取消对死亡的恐惧，苏格拉底是一个死人了，写作的对话其实并没有论证灵魂不死，因为苏格拉底无法完成论证和对话！对话打断了！因而需要书写的增补！——这是解中心：不再是能指而是还原为记号signe，就可以增加新的记号，甚至不相干的记号，如同pharmakos这个词在柏拉图文本中并没有出现，如同徐冰增加新的部首和笔划。
4，对于柏拉图，写作依然还是不重要或者不必要：写作只是修辞学的装饰pharmaka，只是一些无本质的假象而已，是一个神话，如同斐德罗中蝉鸣的这个神话，哲学家即是死去的了！苏格拉底已经被杀死了，其实，哲学家之间就是相互谋杀的，是后来者的弑父！这是显白和隐晦的说法：对于柏拉图，表面上是不得不弑父，涉及陌生人和后来者，实质上是非存在变化的假象不可约束和不可控制，到来的他者只是一个无名的陌生人。主动承认弑父，对话就继续下去，因而不需要写作，或者写作不过是装饰死去的尸体而已，只是编织了又拆拆了又编织的织体！对于德里达：书写就是谋杀的方式，书写本身就是谋杀，就是一次次的替代，没有书写替代是不可能的，如同苏格拉底自己在斐德罗中两次重新书写吕西亚斯的那个文章，不断代替它，杀死前者的文字！而且还自己代替自己！这个不断的代替和增补是必须的；而且柏拉图自己在第七封书信中承认自己传达和写过至善的文字，但是对方并不理解，依然还是隐秘的，德里达则在明信片中暴露一切，通过书写来暴露恰好就是最大的秘密。——在文码学上，是走向边缘，是一些新的标记Mark所呈现的再标记remark，只是无意义的笔划，如同徐冰天书中的方块汉字只是划道道而已！我们根本不认识，也无意义！虚无主义。
5，对于柏拉图：还是不承认有写作，他可以继续代替苏格拉底，让苏格拉底在“小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的相像上复活，保持继续对话，苏格拉底一直是一个礼物（gift），一次被哲学本身给予的命运和礼物schicken和Geschenk和命运Geschick，他要一直作为对话的伙伴之一在场！哪怕不说话，作为听众，如同在《蒂迈欧》中，甚至让苏格拉底只是出现在对话的口头，作为老师的苏格拉底让位于陌生人！但是对话还是继续，因而不需要写作，即便有写作，写出了也要烧掉！对于德里达：这个发送者必须缺席，礼物给予的三个解构上必须自身抹去，书写恰好是最好的抹去方式，德里达的继续解构是，即便柏拉图承认自身的抹去，让苏格拉底沉默和被替代，但是并不接受他者的抹去，或者说主要是自身抹去自身，而且抹去他者，其间的暴力巨大！而且德里达嫁接了犹太人这个他者的被焚毁和毒杀！德里达以他者的抹去和书写来解构柏拉图的自身触发和自身的同一性。而且，在书写的播散中，语词本身的意义根本不可控制，如同斐德罗中的花园的种子，超过作者意图的控制。如同模仿悖论：并没有好的和坏的模仿，而且模仿本身就没有原型，打破了原型与模仿的对立，如同潘多拉这个礼物也是毒药（给人类带来灾祸，但是她也是第一个女性！），只是幻像而已，人本来就是无，只是变异，要在他者那里获得替代性的“存在”（只是幻像phantasy），需要不断的他异化（alteration）和播散！——文码学上是自身形象的涂抹erasure，是trace和retrace的涂抹，是唤醒他者的幽灵，成为他者的鬼魂ghost！让他者生还，成为陌生人等等。如同徐冰的中英文书法，打破了文化的界限，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但是又既是中文也是英文。根本的不可读与可读！如同根本的不可见与可见。这不再是显白和隐晦的写作，而是不可能的写作。
6，对于柏拉图：还是不承认写作，虽然埃及人是写作的，因为他发现了Khora，苏格拉底可以作为这个接收器，这个不可把握的第三类而存在。但是对于德里达：苏格拉底并不能代替Khora，并不填充他，只是临时性的在那里，这个发生的位置一直保持空无的，空缺的。这是混沌的领域，根本的不可见，只有暗示，需要一次次的重新发现和重写！这是新的发现in-ven-tion，也是发现与未来venir和幽灵的再来revenir和revenant，是真正意义上的事件evernemant。这个未来并不由苏格拉底的倾听和祈求所控制，未来之为未来一直是不可预知的。

其实关于这场争论流传下来的文章还没有仔细看，但是也不妨预先说说自己的看法。事隔近三十年，辩论双方都已过世，而问题并没有丝毫的推进。
先谈德里达，因为德里达的姿态是简单的。对于[理解]这一问题，德里达关注的是[不可能性]。他坚持的是[断裂]，在理解与现实之间没有桥梁。就好像我说，我永远只能是[我之他者]，[永远]即代表不可能性。因而所谓世界，只剩下解释[伽达默尔也承认理解即解释]与解释之解释。
再谈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相反，伽达默尔关注的当然是[理解之可能性]。实际上在这场辩论中，我还是认同伽达默尔多一点。当然我承认断裂，但是断裂不正恰好说明了[需要桥梁]吗。从[桥梁]这个意义上说，它正是一种为了交通之目的而建造的人为物。伽达默尔所谈论的前提我认为也很可采取，即[理解之良好愿望]。人都有[表达]的愿望，而理解/交流的愿望先天地包含于表达的愿望之中。作为人类来看，人必须有一些无法放弃的东西，尽管认识到其[不可能性]与[局限性]，仍然无法放弃，比如说[理解]。
所以我说：一切写作都是对邀请信的写作。我很喜欢邀请信这个题目。

Pharmakon这个词如果看作是文字中的他者，而实际上它也是文字中的一员。就像苏格拉底，虽然作为城邦的他者被驱逐赐死，然而他仍然是城邦内部的一员。他者是系统内部选出来的成员，而且还形成为仪式，不断选择，不断替换。内与外之间的界限便面对一种危险，被摧毁的危险。我还想到福柯的《疯癫史》。文明是如何确立的？它的立场如同符号，它并不能够确立自身。它需要不断确立他者以确立自身。回到德里达的逻辑上就是，他者的反复被选择、被替换确立了文明，维持着文明自身。而且这个他者也是文明内部的选择。对他者的驱逐成为了一种维持文明自身内部秩序的方法。这就如同斐德若篇中对文字的驱逐意味着维持意义本身秩序的一种方法。文字属于内部，却被判定为外，那么这样确立起来的界限便面临着被摧毁的危险。

写作即是一种对于柏拉图主义的反抗，而柏拉图的写作当然也是一种对于柏拉图主义的反抗。想想《斐德若篇》吧，用写作的方式来反对写作，用文字来反对文字，而文字又反过来反抗对文字的反对。二千年的奇妙关系。

摘抄几段[自《力量与意谓》]：

写，不只是知道那本大写的书并不存在，存在着的永远是众书们，在那里一个不是由绝对主体构想的世界远在成为统一的意义前就破碎了；写，也不仅是知道用某个辩证的尽义务式的否定无法将未被写者与未被读者从无底深渊中拯救出来，被“已写得太多”压迫着的我们悲叹的正是大写的书的缺席。

写，是去知道那些尚未在文字中写出的东西没有别的居所，它们不会像那些已被天堂(topos ouranios)或神的知性规定的东西等待着我们。意义为了找到居所，为了成为有别于自身的那个叫做意义的东西，就得等着被说出被写出。这就是胡塞尔在《几何学起源》中教导我们去思考的。文学行为因而能从其起源处发现它真正的潜力。

因为写作是启动性的，我使用该词所含的新鲜之意，因而它既危险又令人不安。它不知往哪儿去，没有任何智慧能使它避免疾速冲向它建构的意义，冲向它的未来。它的任性只能在这种冲劲的松弛中获得。因此它没有保险。写作对作家来说乃是第一种航行，哪怕他不是无神论者只不过是个作家，这种航行也没有恩宠。

如果说写作是开启式的，那并非因为它创造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有某种绝对的说的自由，某种使已在的东西以符号显现的自由，某种占卜的自由。

1.如果只想着把古典文学史固定在它“辅助性的”，“不可或缺的”“绪论式的”和“约束性的”角色中，很可能会忽略掉它的另一种历史，那是它更难构想的历史，即作品自身意义的历史及其启动运作的历史。作品的这种历史性不只是它的过去，也不只是潜在于作者意向的作品的守夜或睡眠，而是作品以现在时出现的永不可能性，是作品以某种绝对的同时性或即时性被概述的永不可能性。[引用自《力量与意谓》]

2.在酒神与阿波罗神间，在激情与结构间存在着的那种的分歧那种区别是不能从历史中抹去的，因为它并不在历史之中。在某种特殊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元结构：是历史之开端，也是历史性本身。这种区别既不简单地属于历史也不简单地属于结构。[引用自《力量与意谓》]

还不全面，这只是德里达所谈论的两个方面而已。如果要谈论[历史感]，需要开列一串长长的名单：维科、尼采、克罗齐、科林伍德、艾略特、韦勒克、昆德拉、博尔赫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福柯、萨义德等等。以后有时间再列吧。

《力量与意谓》发表于1963年，主要是对结构主义的揭示。其次还包括对[力量]与[写作]的肯定。而对结构主义的揭示实际上包含了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揭示。
在《力量与意谓》这篇文章里，德里达揭示了结构主义的根源及特征：
1.几何学根源
2.柏拉图根源
3.神学目的论根源
4.现象学根源

结构主义的根源揭示了其特性而且揭示了其局限。
其特性为：
1.空间性
2.共时性
3.总体性[空间与时间的双重]

其局限为：
1.缺乏对力的关注
2.缺乏历史感
3.生产压制。

因而结构主义对真相而言是一种遮蔽，解构所承担的只不过是去蔽的任务。只有去蔽，我们才能够接近真相。
[摘抄]

这个词李幼蒸先生译作[修补术]，张宁先生译作[打零活]，其他地方译作[零碎敲打]。最早从后现代主义辞典上见过，还有中华书局写德里达的一本小书上见过，并未深究。但是印象一直在的。后来慢慢有两个印象一直挥之不去，一直与我所理解的[零碎敲打]相纠缠。第一个印象是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性描述，那篇简短的《长城》，收在《华盖集》中，还有其他几处，使我注意的是鲁迅先生所用的一个词：[修修补补]，这个词很经典地描述了现在人们对于过去文化的对待方式。第二个印象是罗兰·巴特在《自述》中对[阿耳戈大船]的一个描述，每次都替换一个微小的零件，这艘大船最终会成为一艘全新的船。我注意到[阿耳戈大船]所具有的强烈象征意味，而且那样一种替换的方式我也可以用鲁迅先生的词来描述作：[修修补补]。
最后终于要记下我昨天的阅读。德里达《游戏》一文里发挥了列维-施特劳斯的[bricolage]的概念，为了理解[bricolage]一词的内涵，我只好开始读《野性的思维》，李幼蒸先生译，商务出版。第一章后半部分是列维-施特劳斯对[bricolage]的阐述，[bricolage]在列维-施特劳斯这里是指与科学思维相对照的[神话思维方式]。人必须依靠自己手边的神话元素来理解世界，神话元素是有限的，而世界可以被无限地理解。在人与世界的遭遇过程中，人需要不断回顾自己手头的神话元素来理解世界，为了达到更好的理解，神话元素甚至需要被不断替换。这样的思维方式叫做[修补术]或[打零活]。这样的人被叫做[修补匠]或[打零活者]。与修补匠相对立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人是[工程师]，他不考虑手边的工具，他只是先列自己的规划。以上主要是列维-施特劳斯对[bricolage]的描述。
在《游戏》一文中，德里达发挥了列维-施特劳斯的[bricolage]概念，他说[工程师]根本子虚乌有，是[打零活者]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语言实际上也是有限的。如果人们不得不借用语言来理解世界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是[打零活者]，他不得不反复审视[文字]，替换[文字]。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的[修修补补]这一概念恰好反映了文化的状态，以及每个人对待文化的方式。也许，所有文化都不过是[修修补补]的文化，因为我们不得不用[修修补补]的方式来对待它们。

[这个问题昨天得到了vivo兄及芬雷兄的赐教，表示感谢!昨天晚上读了《延异》一文，思路重新得到了澄清。]

从在场形而上学的要求来说，有三个方面受到了质疑：

首先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其关系并非是清晰透明的。比如像柏拉图的药[pharmakon]这样的字，既指毒药，又指解药，本身便具有颠覆的意味，时刻造成一种提醒，文字决不是一种单纯明朗的发明。因而在场形而上学所要求的[清晰性]便不得不受到质疑。
其次是符号总是对在场事物的再现，它再现了缺席的在场者，也替代了在场者。而原初的在场者永远是缺席的。因而符号虽然是替补，却不是临时性的，也不是第二性的。符号永远以替补的方式在场。因而在场形而上学所要求的[本原]便不得不受到质疑。
再次是符号总在差异中确立自身。相对而言，符号周围的其他符号比符号本身所指涉的概念更为重要。因而所指决不会自我在场，决不会在一个充分的自我指涉的在场中出场，每个概念都铭写在差异系统内部，其中，概念通过系统的[差异]游戏，指涉他者，指涉其他概念。因而在场形而上学所要求的[确定性]便不得不受到质疑。

补记：在书写的共通体得到了夏可君老师的赐教，表示感谢!引用夏老师的回复如下：

你看到的这个文本确实比较重要，那是德里达在美国的成名文本，拉康等人当时都知道这个文本。
关于德里达对在场的解构，你把握住了问题：
1，如果按照索绪尔，语言是能指之差异，能指是声音意象，所指是意义，如果，意义的所指是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差异建构起来的，其实就并没有所指作为观念意义的某种镜像存在：比如某个心灵所在来承受意义空间。即：其实意义就是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差异！
2，如果没有了所指，其实只有能指之间的差异，那么，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区分就不再有用了！进一步要追问：能指本身就是什么呢？是记号！只是书写记号：即：本来只有能指与所指，还有一个记号，这是一个三角关系：记号作为所谓的物质载体——能指作为声音意象——所指作为意义；德里达要研究的是这个记号，因为能指作为声音意象即是纯然的声音，就是可以心灵中自我沉思与不需要媒介和肉体的，那是先验的生命而已，但是，德里达强调了这个记号和媒介的重要性！
3，如果只有记号，那么，记号如何标记自身？因为能指与能指都是记号sign，都还原为记号，离开了记号，声音并不存在，通过记号我们发音，但是任何的记号需要重复，不是一次的，必须重复中才能保证记号的同一性，这样记号是重复的结果了！重复，下一次的重复，当然不可能在场，虽然可能在场，如果重复只是同一性，但是德里达认为，重复中已经有他者了：不是repetition,而是iterabilite，前者是单一性的重复，因而一直在场，一直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自身一致，但是后者中这个词在梵语中有他者的意思，不仅仅是重复，而是有着它异性，有着差异，而且这个他者并不在场。或者说，这个记号的能指，其实不再是能指，既然所指消失了，与之对应的能指也应该消失，就是记号，一个记号总是需要重复，需要他者，因而需要增补。

当然，在这个文本中，应该结合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一起看更好，主要讨论了增补或者替补这个“词”：代替与补余的双重含义！即中心的缺席，本原自身并不存在，本原之为本原即是在事后的替补中建构起来的，这样就打破了对开端的迷恋，也超越了本原和模仿的依赖性。因为没有了本原哪里还有什么模本？当然，这个文本还是比较概括而言的。

此外，这个记号，重复的记号还得继续展开：只是标记而已，记号在重复中可以被替代，那么，就只是一个标记mark而已，同样，任何的标记mark都需要再次标记成为remark！这个再标记就是踪迹！trace。只是留下的一道痕迹。
在柏拉图的药，如果：药只是毒药，那么，这是所指意义！或者是能指之间的差异：毒药和治疗的良药！2，如果这是记号：作为药，作为写作，不可区分，灵魂回忆与书写记载都是药了，都只是记号而已。3，书写之为书写也是拯救，pharmakon是替罪羊pharmkos机制：死去了，之为城邦的他者作为被献祭者，死去了，但是拯救了城邦！如同书写本身：苏格拉底不书写，因而死去了，柏拉图的写作本身却是拯救，不让哲学家再次死亡，也许，斐德罗本身的写作不是否定写作，而是奇妙为写作辩护？！进一步呢？还可以继续的！

首先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其关系并非是清晰透明的。像柏拉图的药[pharmakon]这样的字，既指毒药，又指解药，本身便具有颠覆的意味，时刻造成一种提醒，文字决不是一种单纯明朗的发明。因而在场形而上学所要求的清晰性便不得不受到质疑。
其次是在场的能指必须依靠其他不在场的能指才能够确立。能指并不能够依靠自身而确立，这个便是能指本身所不能够克服的弱点。[思路难以为继，盼高人赐教]

二十世纪最大的发现就是对[历史]的发现，二十世纪最大的发明就是对[历史感]的发明。德里达说康德、黑格尔诸人根本没有历史感，他们那里的历史不过是在场形而上学的共谋，我深有同感。
列维-施特劳斯通过还原揭示了历史这个概念，悖论的是，这个概念一直就是终极目的论及末世说形而上学，即人们以为可以与历史相对的那种在场哲学的同谋。历史性这个主题尽管看来很晚才引进哲学之中，但它一直是把存在的规定性当做在场来使用的。[引用自《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